未雨绸缪 筑牢安全防线
日本学者林干人所主张的主观的自由意思丧失说，是价值观说的典型代表。
然而，社会制度法益并非如此。(37)参见马永强：《基因科技犯罪的法益侵害与归责进路》，《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4期，第114页。
因为立法在处罚某一具体累积危险行为时，似乎即使没有行为人的行为，也还会有其他人的行为来侵害法益，所以，行为与结果之间并不符合作为结果归责标准的条件公式。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法律都在探求发展人格所需要的外在条件，并且为保障能够促成该外在条件，必要时也创造条件。在最终结论上，存在层面的还原论好像符合一般人的感受。陈璇：《法益概念与刑事立法正当性检验》，《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3期，第56-69页。又如，假冒注册商标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等行为都属于对知识产权制度有累积危险的行为，所以，我国《刑法》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罪名。
(25)因此，那些认为集体法益只不过是多数的个人法益的集合，集体法益只是依附于个人法益，集体法益是由个人法益所推导而来的，保护集体法益只是对个人法益的前置保护的观点(26)并不准确。原田保『刑法におけゐ超個人的法益の保護』(成文堂，1991年)224頁参照。从证据维度考察司法鉴定公信力，至少应当包括鉴定人出庭、专家辅助人、鉴定意见认证3个方面的内容：（1）在鉴定人出庭方面，有必要在诉讼成本与诉讼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结合点，促进司法效益的最大化，而没必要要求所有的鉴定人都出庭，否则不仅会导致诉讼成本增加，无法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处理，而且会降低诉讼效率。
[5]2014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技术调查官参与案件的范围、工作职责、技术审查意见的作用等作出规定。（3）在管理手段上，除了目前已有的严格准入退出、能力验证、双随机、一公开以及正在探索的诚信等级、退出机制等措施以外，还应当加速《司法鉴定法》的制定工作。[4]2009年12月23日，《最高法公布对网民31个意见建议答复情况》在谈及关于知识产权审判中技术事实认定的问题时予以了说明，其中在一项内容中就指出···3.专家咨询。这些都表明，即使鉴定意见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进而赋予了诉讼的科学性特质，但也正是因为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尤其是诉讼体系下的这种科学性，决定了司法鉴定的结果同其他证据一样，在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方面存在错误的可能。
本文所述内容在问题、措施的提出方面与已有研究恐怕还存在角度、具体策略等方面的不同，甚至是与已有文献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而本文不是对已有文献的反对，而是提出一种解决现在困境的、新的可能方案，以供同仁参考。{13}205一旦裁判出现事实误认，将可能将责任归咎于鉴定意见。
对于复核决定，办案机关依然不同意启动鉴定的，应当明确当事人可以单方委托司法鉴定，作为一种对其启动权保障的补充。{8}后者，是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往往是经过漫长时间，由多种因素复合累积之后才开始显露出来的。1.3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保障 诉讼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屏障，公信力是诉讼的最基本要求。证据维度下考察鉴定意见，是保障司法鉴定公信力的决定性环节。
在司法鉴定标准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标准的选择适用和效力问题。当然，标准评价机制的建立需要明确几项内容，包括标准制定程序的统一性、标准评价的程序、标准评价的主体（可以由上述负责技术管理的单位来行使）、标准评价效力的法律依据等。对于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等可以实行登记管理，在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准入退出时严格对照相应的准入细则和条件。如在美国一项民意测验中，70%被调查的法官和律师指出，陪审团认为专家证据比其他证据更可靠。
该技术特征的防护措施。同时，在国家标准发布后，标准的稳定性要求不能立即废除或者修改标准。
如生态环境资源诉讼、消费者权益保障诉讼等就是典型的现代型诉讼。这些问题的具体方案，笔者将另行他文予以阐释，这里仅仅是提出解决该问题的思路。
所提出的证据会使某个主张（实质性事实问题）的存在成为可能（或不可能）吗？如果会，就有证明力，并因此具有相关性。其二，由办案机关决定是否鉴定，这就意味着是由办案机关与鉴定机构在发生法律关系中，形成诉讼系属。这些技术性证据资料在司法实践中，在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方面同样会存在与司法鉴定同样的问题，公信力同样可能受到质疑。比如在诉讼中，法庭就可以邀请专家作为陪审员参与到合议庭中对专业问题发表看法，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已经发布的情况下，不仅有法律依据，在权利义务等方面也已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人民陪审员的长期实践也为专家陪审员的运行提供了参照范本。首先，从鉴定人角度而言。{29}这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各国在鉴定启动权这件事情上是在不断趋同的，都是在保障诉讼双方权利的同时，又严格限制鉴定的滥用。
这不仅是《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的要求，而且可以解决目前司法鉴定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同时还可有效解决目前司法鉴定体制机制中包括多头管理、册中册、册外册、标准化等在内的多种困境，协调不同部门之间对司法鉴定的不同理念。关于司法鉴定标准，理论和实务界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进行过多的阐释。
近年来的经验警告我们，科学证据可能是误判潜在的原因。加之，鉴定意见的使用者同样因为缺乏专业知识，在对鉴定意见进行认证时，往往出现畏难情形。
否则，不仅不能重塑司法鉴定公信力，还会因为可容忍的差错而造成对司法鉴定的不信任。鉴定程序不统一、鉴定标准不统一或者鉴定活动缺少统一的规范，则会造成‘重复鉴定等问题，致使本来具有‘硬科学的鉴定出现公信力降低，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目标的实现。
最后，对以鉴定意见为代表的整个科学证据的公信力提升进行展望，以期为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体系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鉴定人应当从不断提升自身鉴定水平，遵守回避等鉴定规则，从防止金钱、人情、虚假鉴定等情形出现的角度出发，最大程度地保障鉴定意见的科学、客观，提升鉴定质量的整体水平，从鉴定意见的内在不断提升司法鉴定公信力。此外，还可以通过二次准入将目前已经在诉讼中运行，但没有得到有效监管的其他类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管理范畴，促使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知道什么是司法鉴定，应当遵守何种规则，防止鉴定意见出具程序随意化。辛普森案的检察官克拉克后来辞职成为了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当她正在采访李昌钰博士时，她单刀直入地问道：既然您承认在案发现场的血迹鉴定经DNA检验是辛普森的，但是您为何帮辛普森作证？李昌钰打了个比喻，我今天坐在这里接受您的采访，假设在采访过程中，您那美丽的头发不知何故掉到我的裤子上，回家后，我太太发现了我裤子上有头发，拿到化验室去鉴定DNA，结果证实是您的头发。
受害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遭受损害的。如曾经在社会中引起较大反响的邱满囤诉汪诚信等名誉侵权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
对后者而言，获取证据和事实认定的程序需要公正，令人信服。被告向法庭提供了5份不同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1）1991年12月，北京植保站对样品成分进行鉴定，其结论是含有氟乙酰胺。
但技术是每时每刻都在革新的，如现在一些新型毒品的出现，就要求鉴定机构必须研究新的方法来进行鉴别。……啊哈，我就有大麻烦了，但是，天知、地知、您知、我知，我们没有做任何不轨的事情。
4 结语 自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以来，以庭审为中心诉讼体制改革不断得到深化，事实调查在法庭，证据展示在法庭，控诉辩论在法庭，裁判说理在法庭已经基本得到实现。二是诉讼各方对鉴定意见结果的超高预期，以及诉讼中鉴定意见的大量运用，在鉴定意见受制于主观、客观因素出现差错的情形下（无论这种差错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会使得诉讼各方，甚至社会公众对司法鉴定公信力产生强烈质疑。随着诉讼专门化倾向的纵深发展，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在司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甚至在部分案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司法部司法鉴定重点实验室。
例如，著名的物证专家李昌钰先生在其自传《神探李昌钰破案实录》中讲述了一则轶事。据此，本文认为，当事人应当从观念上对司法鉴定有正确的认识，并不是司法鉴定的结果对自身不利，其就一定会被法庭最终采信，无需质疑鉴定公信力。
因此，专家在对待证事实涉及专门性技术领域的调查、了解，实质上代替法官从事职务性活动，因此，专家的鉴定结论对法官就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这也就使得无从判定下一位阶标准的科学性，无法保障事实认定是否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
3.3.3关于鉴定意见的采信 上文已经明确指出，只有经过裁决者认证的鉴定意见最终才能被作为定案的根据，也是司法鉴定公信力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如英国要求法庭必须对专家证人的必要性进行审查，遵照利益衡平原则，即专家证人出庭的产出，要大于其不出庭给诉讼造成的损失。
